复利计算基数是另一关键争点。依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及银发〔2003〕251号通知，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限于借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罚息本身已是对违约行为的惩罚，若将罚息计入复利基数再次生息，构成对同一违约行为的双重惩罚，有违公平原则。实务中，法院对复利主张的审查日趋严格，仅凭合同概括性约定不足以支撑对罚息计收复利的请求。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理解该条款的，对方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金融借款合同中的利率条款、罚息计算方式、提前到期条件等，均属于与借款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核心条款。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引入了“异常条款”概念——若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显著偏离行业惯例，例如在贷款利率基础上两次上浮确定罚息利率，该等约定“并非一般借款人能够预见且知晓”，银行应当予以特别提示。银行仅将条款载入合同文本而未以加粗、单独说明等方式履行提示义务的，法院倾向于认定该异常条款对借款人不发生效力。

值得关注的是，举证责任分配对金融机构构成实质约束。金融机构须对其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仅凭借款人签署格式合同或手写“知晓”字样，不足以证明义务已充分履行。对老年投资者等特殊群体，法院的审查标准更为严苛。

银行与金融业务的法律风险防控，需将监管合规与司法裁判规则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吴亚律师认为，金融机构唯有将“卖者尽责”落到实处，在合同条款设计阶段即对标《民法典》的提示说明要求，在利率设定中主动控制综合融资成本，才能在法律上真正实现“买者自负”，避免因条款效力瑕疵而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