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实务界常听人们说“先刑后民”，以至于众口铄金，“先刑后民”的概念被任意解读。持此观点的人们认为，只要案件部分事实涉及触犯某罪名，则对案件的定性便趋于刑事，按照刑事犯罪定性，就不用考虑其他法律关系了。这样的理解显然并不符合我国法体系所以建立的立法精神。

在我国，出于“居者有其屋”、“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和实际需求，商品房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围绕商品房利益的分配和归属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从而需要从法律的角度对各项权能的效力进行排序，以定分止争。

如所周知，合同在社会生活和民商事活动中广泛存在并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在整个民商事诉讼领域，合同纠纷占据半壁江山。当合同未能得到适当履行，就涉及到合同相对方责任问题。无外乎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或侵权责任三种。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法定之债，规定在《民法典》第500条、501条。由于其理解上比较抽象，在具体案件情形的认定上存有一定的障碍，故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不多，法理地位较为生涩。但如果运用得当，对民事主体权益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为例，浅析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解与适用。

有人认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系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后移植而来。且不论其真伪，就实际应用看，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辩诉交易制度有诸多本质的不同。我国广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早期体现为《刑法》有关自首、立功等规定，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和假释也需要具备“确有悔罪表现”这一条件，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政策中早已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由于自管公房往往存在产权单位的隐蔽性以及法律对自管公房纠纷未能出台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一旦面临征收或被不明人员强制拆除后，往往维权无门，不知无从下手。从而间接导致腾退单位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非法腾退，损害了自管公房承租人的利益。

随着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地方各级政府作为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行动组织者、具体落实者和主体责任方，无疑负有重大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制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